“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是最佳的婴儿喂养方式。6个月后在婴儿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建议持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更长时间”，这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母乳喂养的行动指南，它已经得到很多国家政府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世界卫生大会在2012年提出，到2025年，全球0至6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要达到50％。中国2017年制定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也提出了同样的目标，并将完成这一目标的年份提前至2020年。

实际上，从90年代起，中国就已加入国际母乳喂养倡导运动的浪潮中。通过官方、非官方机构以及医疗部门的宣传推广及制度安排，借由各种科学数据和论证的加持，母乳喂养已经被建构成一种最优的婴幼儿喂养方式，形成了“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这一伦理的核心是保障婴幼儿的健康与福祉。

然而，母乳喂养不仅与婴幼儿的健康有关，哺乳作为一种行为实践更关乎母职和女性体验，母亲作为生育主体的经验应该受到足够的关注。从近代到现代，中国女性的哺育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母乳最优”的哺育伦理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压力？母乳喂养作为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性的母职实践，作为母亲的女性在这其中又有多少自由？

#01

强国强种与科学育儿：

近代中国的母乳与牛乳

在自然界，母亲亲自哺育幼儿是普遍规律，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以雌性哺乳动物最独特的器官——乳房——作为分类标准。在其1758年出版的著作《自然系统》中，林奈以“哺乳动物”这一分类名词取代“胎生动物”，首次把人类归入哺乳纲。但在人类社会，哺乳行为作为女性生物性和社会性母职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

牛乳与奶粉是现代社会婴幼儿常见的食物，但牛乳哺育进入近代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同时，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各种话语共同争夺和建构何种哺育方式是最好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讲师卢淑樱在《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一书中探究了牛乳哺育在近代兴起的原因，以及哺育方式的转变对母亲角色的影响。

母乳哺育虽然是最基本的婴儿哺育方法，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未强调母亲非授乳不可，乳母代劳是普遍的现象。即使母亲没有足够的乳汁哺育婴儿，也没有能力聘请乳母代劳，亦有谷物浆作为代乳品。直到19世纪末亡国灭种危机下，部分士大夫把国家积弱的责任归咎于妇女——如要拯救中国，首在改造妇女，于是女性的身体、行为和思想成为被规训的对象。

此时，日本家政学传入中国，其中育儿被认为是妇女的首要义务，授乳更被形容为妇女的天职。家政学者认为，“不自乳者，母子亲爱之情，必不能厚”，妇女亲自授乳可以增进感情。家政学也参考了近代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来印证母乳哺育的好处。母乳哺育顿成良母的标准、强国强种的方法。进入民国后，妇女身体国家化的过程不断加剧。为遏止妇女束胸的歪风，地方以至中央政府立例查禁女学生束缚双乳，名为关注妇女健康，实为保障未来小国民吃一口母乳。

19世纪以来，随着洋商来华日增，乳牛、牛乳产品以及相关的饮食文化、知识和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不过在母乳哺育当道的20世纪初，民众以强国保种的思维衡量批评牛乳的功效，认为牛乳只是不得已之选。但1910年代末西方营养学界却兴起一种以进食牛乳多寡衡量国家强弱的学说，奶粉商的商业广告以“科学和文明”的话语推销牛乳，强调这种重视营养和卫生的科学化育儿法有强国强种实效，并暗示可以给予母亲更大的自由和活动空间以招揽新式的“现代母亲”。强有力的营销话语终于让奶粉打入中国市场，牛乳哺育得以在中国萌芽滋长。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

卢淑樱 著

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6

可以说，牛乳喂养和母乳喂养在近代中国变革的背景下出现，共同借用国族和科学的话语强调其有益之处。然而，在母亲哺育的活动中，母亲拥有多少自主权呢？卢淑樱研究了民国时期母亲的哺育选择和母职实践的个案，发现随着当时社会风气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女性开始踏足职场，面对母职和职业的抉择，女性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