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然屹立的山大图书馆

一代又一代山大人的情缘所在

这一方小小天地

是无数人恣意遨游的王国

滋养着朝气蓬勃的生命

孕育着闪闪发光的梦想

正如博尔赫斯所比喻的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冬去春来，岁月不居

她已见证了120年的星辰流转

古老的照片，泛黄的档案

将过去的青春记忆定格

轻轻翻动，细嗅流年

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就此展开

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图书室

“大约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看见铅印的三本厚厚的书，题为《笔算数学》，是山东文会馆狄考文著作的。”

——顾颉刚《我所认识的齐鲁大学》

1945年3月31日

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建了登州文会馆，成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之一。为了促进现代教育扎根中国，狄考文坚持中文授课，用中文翻译编著了《代数备旨》《理化试验》等自然科学入门书籍，作为登州文会馆理科教学的课本，也成了文会馆图书室的第一批藏书。这些书籍随后风行全国，成为很多学校的现代科学教育课本。

登州文会馆（档案馆提供）

《山东大学堂章程》与藏书楼

俟建造学堂规模大备后，应添设藏书楼、博物馆各一所，以资考证而广见闻。

——《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

第一章第二十五条，1901年

山东大学堂章程中提到的“藏书楼”，功能与现在的图书馆差别已经不大，有开架阅览和准许借出图书馆的书籍，也有独立的报刊室。书刊的采购由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和总办（相当于校长）负责，额定经费为每年500两白银，如有超出，须向巡抚上报核定。在收藏报纸方面，章程还特意加以要求，所谓“议论不甚纯正”的报刊不得入藏，以便学生“广见闻”的同时做到对学生思想的把控。

右《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光绪帝朱批

左《章程》第二章第27节藏书楼部分叙述

（档案馆提供）

30年代的国立青岛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

“诸如此类，皆所以求一书能有一书之用，一人能尽万卷之益也。”

——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讲话

1931年5月4日

国立青岛大学到国立山东大学时期是山东大学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图书馆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剧作家宋春舫、文学家梁实秋、图书馆学家皮高品等相继任职图书馆，为图书馆的科学合理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校在自身经费常有不足的时候，坚持对图书馆的经费供应，每年图书馆经费在5万元上下，在全国仅次于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在此发展之下，图书规模从1932年的6.2万册发展到1936年的8.5万册，年阅览人次达到7万人次。

更难能可贵的是，图书馆的定位精准，布局合理，当时国立青岛大学增刊（山东大学报的前身）在第一期就与图书馆紧密相连，开设了图书馆增刊。据校报报道，彼时，图书馆收录书籍贵精不贵多，重在选择精当，妥善经营，每一年图书管理员都要向新生讲授“读什么书”、“如何利用图书”等问题。杨振声校长宏伟蓝图中的“广厦万间、高梁千栋”，终于初具规模。

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红瓦老楼，图书馆内景（档案馆提供）

梁实秋馆长的图书馆“私生活”

山大购书，向各系教授及主任提出，图书馆长并无权抉择。

——图书馆馆长梁实秋，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