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曾经是平等的吗？”

平等的进展与困境

——《平等二十讲》序

—

文｜何怀宏

索尔·斯坦伯格 绘

1996年，当中国正在走近它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后的第二个“世纪末”，史铁生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其中的两个主人公有如此一段问答：

“人真应该是平等的吗？”

“当然。”

“那，你能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曾经是平等的吗？你能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人可以是平等的，是一样被重视、被尊敬、被热爱的吗？”

“平等是一种理想，你不必要求那一定得是事实。”

“可如果那永远也不能是事实，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你不觉得这理想的宣传者们有点儿什么可疑的动机吗？”

而平等也许在爱情中最难实现，有的人被好些人爱上，而有的人却得不到爱情；或者，你爱上了这一个人——那不一定爱你的人，却无法爱那正苦苦追求你的人。真正深刻的爱情几乎总有一种唯一性以致排他性，你常常必须做出抉择。而任何取舍“都意味了差别，价值的或价格的差别，而非平等，绝非平等！可人是多么渴望被爱呀，每个人、每颗心都是多么需要爱呀！任何人都是一样、都是多么期待被爱呀！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即便我们主要是考虑公共领域内的平等，比方说，考虑普遍的博爱甚至就是某一民族的同胞之情或某一阶级范围内的关爱，我们还是会碰到孰先孰后、谁多谁少的问题。不过，我们暂且把回答放到一边，或者说，编《平等二十讲》这样一本书正是为了帮助我们探讨对这类问题的一些答案。

何怀宏：《平等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无论如何，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对这种困境的意识与反省正是西方观念大规模输入并实践的一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视《务虚笔记》是一个结合个人命运的，对近一个世纪在中国激荡的平等、自由、历史、进步等观念实践结果的形象反思，此前一百年，1898年，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还引《礼记·大传》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换言之，一百年前，中国基本上还处在一个如费孝通所说的等级的“差序社会”之中。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20世纪初，在西方观念涌入中国的洪流中，“卢梭”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在本卷的选编中，我们也相当重视卢梭及其法国流派对平等的论述。这首先是因为卢梭是现代系统的平等理论的鼻祖，在近代早期主要以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探讨制度改进或变革的代表性理论中，霍布斯最强调生存，洛克最强调自由，而卢梭则最强调平等。其次，正是卢梭开始使平等理想和社会实践建立起一种紧密联系，是其思想帮助推动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革命。也许正是因此，卢梭的理论被突出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步。它也表现得十分质朴、鲜明，有无比的感染力和社会动员力。最后，卢梭的理论，尤其是其平等的理论可能还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关键的汇合点，认识它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何为“现代性”至关重要。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年 )，古罗马皇帝，古罗马时期斯多亚派三大哲学家之一，西方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帝王。童年受严格的教育，在诸科目中独爱哲学。在位二十年，连年征战，使罗马国运达于顶峰。征战途中，勤于思考人生和道德问题，写成《沉思录》一册小书，成为传世名著。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条西方的思想线索：古代的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欣赏和追求卓越的，不主张状态平等的，甚至包括温和与折中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一种“各得其所”的社会等级，如果说还有一种平等的话，那也是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亚里士多德同意缩小贫富差距，但反对平分和共产。斯多亚派为平等意识的到来做了某种精神铺垫，比如奥勒留的著作虽然认为人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更强调人们共同的自然本性与合作。耶稣基督的形象和话语在全社会唤起了一种平等的精神，只是这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精神是非世俗的，不是要在人间社会实现，而主要是指在上帝那里，或者面对上帝，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这样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面前，所有人的差别自然都是微不足道的，人追求卓越的努力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应当考虑到，当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们，实际上是考虑最后的审判实际很是临近，所以，人间的事情是不重要的。基督教坚守世俗和神圣两分，虽然后来在天主教会内部也建立了一种开放的等级制度，但总的说并不期望一个平等的人间天堂，而是把人生在世主要看作一段奔赴彼岸世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