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一些病人，起病快，病情很严重，病床不足加上120车辆供不应求，医院之间的周转并不顺畅，真正被送到ICU时，已经拖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

有一些病人忽然转为危重症，因为前期已经缺氧，却没有明显的症状，让医护人员产生误判。

有创插管存在着极大争议，呼吸科出身的医生们普遍反对，重症科医生则坚持早插管，“50%的重症患者都有希望”。

对一些早期的病人，不同医院的医生给的诊疗方式不同，治疗的割裂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期治疗的难题。

2月24日，封城一个月后，被暴风雪、阴雨、冷气流交替侵袭过的武汉，最低温度已持续多日落在了零度以上。

各大医院凌晨的新冠发热门诊，痛苦的患者和拥挤的人流已几乎不见，1月底疫情爆发最严重时，曾经一夜之间冲进上百人的急诊科，也慢慢冷清。

新确诊人数在下降，病人们按照病情程度分别在隔离点、方舱、定点医院隔离和治疗，门诊、急诊医护的重负逐渐卸下。

依旧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是重症和危重症病房里的死亡气息。

封城之前的1月22日，武汉市新冠肺炎死亡的统计数字是17，32天后，已经达到1987，全国死亡人数达到2596，远远超过SARS时期的总死亡人数。

1个多月来，尽管从全国各地陆续来武汉救援的重症医护者达到1.1万，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的10%，却没能阻止死亡数字的攀升。

根据统计数字，武汉患者的病死率依然高达4.26%。

在重症病房里，死亡很常见，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之后，依旧有病人死去，有的医生护士，在某个瞬间，挫败感涌上，只有靠安眠药入眠。

除了重症床位和设备的紧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出现的病毒面前，以往的一些病毒性肺炎治疗经验会被推翻重来，很多当下的经验未经过时间考验，重症病人的治疗争议由此出现。

△ 2020年2月1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门诊的抢救室外。吴靖摄

资源紧缺情况下被拖成危重症的病人

封城前一天，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国家卫健委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郑瑞强接到电话，武汉市肺科医院急需支援。此时，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已连轴转了二十多天，筋疲力尽。当晚，郑瑞强便赶到了肺科医院，彼时正好一个病人需要抢救，他二话没说就上了手术台。

治疗专家组的邱海波、童朝辉、杜斌等人，此时也已到达武汉，驻扎在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中南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医院的ICU病房里，和当地重症医学科医生，一起抢救危重症病人。

疫情早期，ICU病房床位很有限，在每个医院一般占总床位的2%-5%之间，很多危重症的病人住不进ICU，只能先暂住新隔离出来的重症病房。病人增加的速度远超新建病房的速度，这批重症病房里的危重症病人，死亡率极高。

从上海赶来支援金银潭的第一批医疗队，一部分医护人员在1月27日接手一个重症病房，里面住着的30多个病人，一开始每天都有2-3人去世。这个病房由外科楼普通病房临时改建，说是重症病房，其实只多了医用氧气机和监护仪。一名护士回忆，“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里面的病人应该全部住到ICU去”，但金银潭医院原有的ICU病房，早就住满。

住进ICU，也不代表能被抢救回来。肺科医院和金银潭医院是最早一批收治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不设发热门诊，专门接收从其他医院转来的危重症患者和重症患者。早期一些病人，起病快，病情很严重，加上120车辆供不应求，医院之间的周转并不顺畅，真正被送到郑瑞强和胡明手里时，已经拖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他来回扑腾，等他扑腾到完全没力气了，你再去救，已经迟了。”胡明如此形容，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2月17日，他们一口气收了30个转院患者，“但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已经快休克了”。

疫情开始到现在，很多定点医院都在尽力扩张ICU床位，比如金银潭医院，原本只有南七楼有ICU病房，后来南五楼和南六楼也增加了ICU床位，肺科医院也是，ICU床位从10张增加到了20张。有医生估计，整个武汉，真正意义上的ICU床位，目前在400张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