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京郊昌平的国家疾控中心，是一个平时不引人关注，而一旦关注就必有惊天动地大事发生的机构。

在它成立仅11个月后，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非典；在它成立18年后，中国又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在过去一个月内，失责、只顾发论文、传言掌门人高福被调查……国家疾控中心（CDC）经历了成立18年以来公众最激烈的质疑和信任危机。

不过，即便在质疑声最激烈时，一些有公信力的经济学家和专家，却站出来为国家疾控中心及高福发声。

2月27日，钟南山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疫情蔓延，是因为“我国CDC地位太低，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在美国，CDC可以直通中央，不需要逐级申报，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社会公报。这是需要改变的，CDC的地位要提高，要有一定的行政权。”

钟南山说出了一个对于国家疾控中心角色日渐清晰的认知——

尽管受“国家疾控中心”这一名称的影响，公众一度认定它是重大疫情的吹哨人和第一责任人，但实际上，国家疾控中心名实不副，无论从机制还是从实权上，都难堪重责。

国家疾控中心更像是一个研究中心，成立18年中，也曾有机会拓展边界，却因长于研究而不善政策执行，最终错过了转型机遇。

疫情仍在胶着。然而追寻中国疾控往事，筹划未来，已经开始。

“后来者”国家疾控中心

从北京城区驱车一路向北，进入昌平界内。过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汤山，再出了北京最大的环线北六环，驶入一条并不宽阔的东西向小路。

路两边白杨树笔直向上，望去几无人烟。初来此地的人，行在路中，往往一边寻思前路何在，一边又怕错过路口。蓦然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大门就出现在路的北边。

国家疾控中心坐落在昌平区百善镇一片55公顷的土地上。进入宽敞气派的大门后，豁然开朗。和门外淳朴的乡间气息截然不同，这里是经过了最专业规划设计的国家级办公科研园区­。

园区的设置，无一不流露出2003年非典过后，中央财政对国家疾控中心巨额投入的痕迹。

进入大门，走过几百米长的宽阔的主路，来到主楼跟前。有着挑高阳光大厅的灰色五层主楼，庄严，现代。主楼的西边是食堂和专家公寓。主楼东南方，有一座小矮山，林荫茂密，沿着蜿蜒的小路可以爬到山顶小亭子。山下有小湖，再往东行，暗红色的小楼依次排开，这是传染病所、病毒所、性病艾滋病中心等直属单位的办公楼、实验室。楼间一些高大树木应是此地的“原住民”，而十几年前兴建时移植来的树木也已郁郁葱葱。

△ 中国疾控中心外景，纪勇摄

18年前的2002年1月，当国家疾控中心设立时，外界更习惯叫它的英文简称——CCDC（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或称为“中国CDC”。一个是在组织内、编制上存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个是公众口口相传的“中国CDC”。

在很多熟识中国疾控往事的人士看来，当年之所以取英文名CDC，正是为了效法大名鼎鼎的美国CDC，雄图大略，励精图治，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公共卫生体系。然而，除了名称完全一致，二者实质上的相同之处极少。以至于多年来外界屡屡以美国CDC来要求中国CDC，而后者往往有口难辩。

与美国CDC不同，中国疾控从来就不具备一套真正的全国一体化组织。

作为中央一级的事业单位，国家疾控中心只是中国疾控体系中的一支。换言之，它只是一个中心，如今拥有2000余名人员。与之相应的，则是省、市、县三级的疾控中心，总计达3500余个之多，在全国拥有19万人之众。

中央的这一级疾控中心，与地方上的三级总计3500个疾控中心，虽然都叫疾控中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缘起。整个疾控体系并非一个自上而下一贯到底的四级结构。

国家疾控中心设立于2002年1月23日，是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基础上整合而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86年。它的前身，又是1983年卫生部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预防医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