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远矣。

2018年新一轮的国家行政机构大部制改革，无疑是影响医药领域未来最大的变量。此轮改革中，如果说国家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医保局”）是“横空出世”，劈开了国家医保作为主动支付方的新纪元，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卫健委”）的诞生则可谓“四两拨千斤”，“健”一字所代表的“健康”无疑统摄全局一切医药卫生领域改革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实现全民健康”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而领衔此重任的无疑是改革之后以健康为名的卫健委。

健康不同于治病，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是一项浩大工程。如何能将健康落实成为当下可以执行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是大部制改革之后卫健委面临的首要挑战。而在“三定”方案的字里行间中，卫健委便已经在明确限定“实现全民健康”这一终极目标的当下内涵。

无论是职责内涵还是机构、人员构成，新组建的卫健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切都旨在，把工作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而机构构成作为卫健委的部门骨架，其在改革中的变化更是凸显了这一意旨。

在我国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应该得到重视。因此，卫健委担纲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代管原来由民政部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负责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福利被划入其职责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也整合入卫健委职责范围中，这意味着职场人的健康问题也成为卫健委关心的话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方案中，卫健委被定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工作职责履约方，与公共健康利益休戚相关的控烟工作终于找到了落地执行人。

卫健委不止在微观的机构构成上进行了革新，其成立后不过3周时间，便正式发布了酝酿许久的2018版《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这意味着从城市中观层面上，“实现全民健康”在当下也找到了明确的量化定义。

该指标体系分为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及42个三级指标，而卫生资源指标仅占3个二级指标及8个三级指标，其他指标则切入“全民健康”目标。由此，也能看出卫健委从卫生到健康的工作重心转变。

权力范围扩大，职责也相应扩大。无论是医疗服务，药品还有医保支付，主要的实现场景就是医院及互联网医疗，卫健委作为场景的主要监管人，无疑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在2018年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在2018年要“实施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长期实行的药品加成政策，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突破。”而三医联动工作中，卫健委统管医院场景，无疑是一切政策落地实施最关键的“命门”。

大部制改革后，卫健委机构名称去掉了“计划生育”字样，加入了“健康”

1、“腾笼换鸟”的“玻璃门”

2018年年初，17种抗癌药经过3轮谈判最终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17种抗癌药降价幅度达到56.7%，这为将创新药腾挪入国家医保目录开了先例，医保局和企业方都做出了协调让步。随后，2018年下半年，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稳步推进的前提之下“4+7”带量采购国家试点方案落地，仿制药中的利润水分预期未来会被大幅挤压。2018年尾声阶段，国家辅助用药目录也开始征集准备。

医药领域正在推动“腾笼换鸟”，医保资金需要腾挪出更多空间更加合理的使用。而在这场关涉医药、医疗以及医保三方的“乾坤大挪移”中，卫健委无疑是那道“玻璃门”，其与医保局、药监局的工作衔接默契度，直接决定了这场医药大挪移最终取得的效果。

2018年10月11日，医保局举行了成立以来的首场新闻通气会，会上医保局明确表示在17款抗癌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后，下一步需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生的用药指导，保障抗癌药的采购和合理使用，确保患者11月底前逐步能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而这些协调工作关键的对接部门便是卫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