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林病人、伦敦病人、圣保罗病人、精英控制者……他们的存在都证明艾滋病毒并非不可战胜。而让艾滋病毒真正死去的，可以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是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可以是特效的药物，但最终战胜传染病的法宝，一定是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

　　“性感染的最小年龄才13岁，最大的86岁。”

　　提到这两个数字，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性病艾滋病门诊主任孙丽君神情黯然。

　　13岁，花样年华；86岁，耄耋老者。他们本不应该被艾滋病毒“俘获”，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性行为。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两个极端的个例。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根据掌握的情况，道出更令人忧心的现实——“最近我们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少数中学生在网上找‘伴’，发生性行为。”韩孟杰说，老年人以农村的为主，特别是西南地区，性行为可能买个菜的钱就发生了。这些都为艾滋病的性传播埋下隐忧。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来自诊疗一线和全国性的调研数据都共同指向一点：艾滋病进入到了性传播为主的阶段。

　　“防控难度很大。”韩孟杰习惯以数据说话：尽管2019年我国报告的因吸毒传播艾滋病的人数不到2000例，处于较低水平，但性传播却让艾滋病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艾滋病毒更加“隐秘”地传播着。

　　这仅是其一。艾滋病毒有太多“隐秘的角落”。

　　它扣动了免疫系统全线崩塌的“扳机”，人类却无能为力

　　紫红色的肉瘤，看上去像熟透的樱桃。

　　1981年，几十名身患卡波济氏肉瘤的患者在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时出现，聚集性患病引起医学界的警觉：会不会是感染性疾病？

　　随后的患者表现出不同症状：细菌或真菌感染、罕见的肺炎、血小板低得可怕、侵袭性淋巴瘤……

　　症状虽然多样，却体现了共性：免疫系统“溃不成军”。

　　艾滋病的名字由此得来：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AIDS）。但人们仍对是什么扣动了让免疫系统垮塌的“扳机”毫不知情。

　　源头的发现，是在两年以后。1983年，来自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学者以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分别独立分离出了艾滋病的病原体，即臭名昭著的HIV。他们的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

　　元凶的发现并没有阻止艾滋病在人类社会的杀戮。1986年底，被确诊罹患艾滋病的近29000名美国患者中，有25000名死亡。

　　甚至“零号病人”的发现也没有带来丝毫的转机。一位加拿大籍、职业为空乘服务员的男同性恋者被认为是“零号病人”，普遍观点认为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带出非洲的人。

　　但持续的病毒溯源工作和新发现把“零号”推向更久远。

　　“后来的病毒溯源工作经过了全球网络追踪，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艾滋病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非洲开始，从动物跨越到人类。”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说，艾滋病毒的发现或许要比人类社会的“零号病人”出现晚50多年。

　　无数证据暗示：人们发现的所谓“零号病人”也许只是中间链条，溯源远远没有结束。

　　无论是以其他疾病的面貌“隐秘”潜行，还是在被发现后的大行肆虐，1996年以前，艾滋病带给医生和学者的挫败感，丝毫没有因为对艾滋病毒的认知和分离有所缓解。

　　“那种挫败感，非常强烈，30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在不久前召开的主题为“艾滋病免疫重建与免疫恢复”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感慨颇多：“1993年我去法国学习艾滋病治疗的时候，始终感觉非常无奈，因为我遇到的病人大概一年左右就要换一批，就像这次我们一开始去武汉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一样，面对病人的离世，却束手无策。”

　　幽灵般的“复阳”：刚逃离死神，又陷入慢性炎症“漩涡”

　　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了著名的“鸡尾酒疗法”，即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

　　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艾滋病毒行为模式、爱好、侵袭路径、攻击手段甚至弱点等都研究了个遍。

　　艾滋病有一把进入人体的“钥匙”，主要打开“CD4标记”的“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