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种固定的印象，“搞科研”和“赚大钱”是万万不可兼得的。

无论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一辈科学泰斗，还是身边科研院所的工程师；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态度，相比于其他行当，科研、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科研，都意味着更枯燥的生活与更艰难的挑战。

科研工作严谨且高难度，多少人的多少次实验与思考才能凝结出一点点的进步，而且在这过程中失败率极高，不确定性非常大。这天然与“赚钱”所追求的“效率”“确定性”“规模化”“可复制”相悖。

当“低垂的果实”被摘完，科研的难度更大了——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延迟了6年，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大概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都还在学习知识，等到60、70岁才可能达到攻克新难题的水平。生命所有的时间倾注于此也不一定能出成果，更别提把精力分出来“赚钱”了。

但随着观念、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变化，科研的道路分叉开来，一条是继续研究科学本身，一条则是结合研究与实际应用。

很多人开始选择后者：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陈天石创办寒武纪； 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工程学院杰出学人汤晓鸥创立了商汤科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学博士朱珑创立了依图科技； 慕尼黑大学计算机博士、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余凯创立地平线； 曾在全球顶级光学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SMART3D光学系统组任职的黄源浩成立了奥比中光；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实验室，来到了写字楼。当科学家成为企业家，“搞科研”和“赚大钱”可以兼得吗？

换种方式改变世界

既搞了科研、又赚了大钱、还改变了世界的案例在历史上其实不少。

在1957年9月18日，这个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天之一的日子，八位年轻科学家集体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肖克利创办的公司提交了辞呈。

在著名投资人洛克的帮助下，八位年轻人得以与仙童集团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见面，成立了后来世界上最大半导体企业——仙童半导体公司。八人之中的诺伊斯和摩尔（摩尔定律的发明者）在后来又创立了如今的科技巨头英特尔。

仙童半导体“叛逆八人”

再比如ARM的创始人赫曼·豪瑟，他拥有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实验室曾诞生了29位诺奖得主，包括电子、中子、波粒二象性、DNA的双螺旋结构等重要发现都是这个实验室的成果。

但他的科研人生却被家人朋友不看好：“这样下去永远也赚不到钱。”

直到1978年，他结识了剑桥本地的企业家克里斯?库里，决定一起创办剑桥处理器有限公司，从此打开了商业世界的大门。据报道，他目前身价高达1.5亿英镑，并且在新西兰有自己的农场和海滩。而ARM在行业里更是有公认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ARM创始人赫尔曼·豪瑟（Hermann Hauser）

科学的应用从来都有价值。换位到科学家的角度，也不是每个人都追求纯理论层面的研究。“做技术的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做的东西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第四范式联合创始人、主任科学家涂威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而当科学真的落地到场景中去的时候，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都会是巨大的。

“面对科学家下海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羞愧，那是情绪绑架，很多科技只有落地到应用层面才能显示出价值，而应用场景中的各种情况、数据也可以反哺科学研究。”一位学院派创业者表示。

科学与商业冲突吗？

换种方式改变世界，这听上去很酷，但一个核心问题决定着这种方式能否走得长远——人的问题。

在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看来，“大牛光环没什么用”，很多科学家“连工程化能力都没有，更别说产业化能力”。而联想创投总裁贺志强曾表示，在投资寒武纪时，最担心的是从中科院孵化出来的团队，是否具备经营企业的能力，是否有商业运作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