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黎巴嫩进行真正的经济、行政或政治改革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有三个。这些原因与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当地政治背景和经济金融形势有关。然而，黎巴嫩在改革其后塔伊夫“体系”方面有着既得利益，因为它不可能照原样生存。

在地缘政治上，黎巴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区域拉锯战区，伊朗的影响力受到西方国家（美国、法国）的强烈反击，更不用说土耳其、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本身了. 由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组成的新月沃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缓冲区，将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三个主要的地区主角分隔开来。

虽然什叶派随后在新月沃地加强了政治影响力，但伊朗人不能仅仅将自己强加于那里，因为他们在伊拉克有一个强硬的对手。伊拉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自己根据与他们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而分裂，正如最近的伊拉克选举所表明的那样。

与此同时，黎巴嫩和真主党在南部有以色列，在北部和东部有叙利亚（俄罗斯在那里有强大的存在）。然而，虽然莫斯科表现出与德黑兰的亲近，但它也与安卡拉和特拉维夫如此接近（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莫斯科自 2017 年以来对这个希伯来国家近乎无情地炮击叙利亚的伊朗军队及其同伙缺乏批评）。

事实上，俄罗斯保持着平衡的立场，与三个地区主角的距离相等。基于此，俄伊关系远非清晰透明，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此外，伊朗在黎巴嫩舞台上的影响力遭到其他势力的强烈反对。

例如，虽然真主党是黎巴嫩伊斯兰共和国的武装派别，正如其秘书长所说，但其他地方政党与各种外部势力（包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或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常插手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更不用说美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以色列-黎巴嫩[海上]边界的划定）。

最后，这笔交易扩大到包括法国，法国在一年多前凭借法国的倡议在黎巴嫩舞台上强势回归。巴黎是一场复杂的地区博弈，将地中海问题与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法国在这些地方拥有特殊的军事存在。

事实上，黎巴嫩在这些地区竞争中处于危险之中，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最轻微的内部发展，即使是简单的内阁组建，仍然取决于外国列强的善意和协议，这随时可能受到质疑（黎巴嫩内部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分歧显然助长了这种外部干预）。

因此，如果黎巴嫩因此是一个“被占领”国，那么谁是占领者？因为它确实实际上被许多力量[占领]，因此没有真正被[占领]。没有人是[黎巴嫩的]“保护者”，每个人都想阻止其他人这样做。这就是“无人区”的定义。

标志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分歧使黎巴嫩局势复杂化，导致国家权威的先天弱点。这种弱点在 1975-90 年内战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塔伊夫协议加剧了这种弱点，并在 2008 年多哈协议之后达到了高潮。

后者授予所有大型社区事实上的否决权（通过内阁中的“阻挠第三者”，以及通过宪法规定的“国家和宗派共识”来通过重大决定的必要性）。

这将黎巴嫩国家变成了一个混合结构，或者是一种“弗兰肯斯坦怪物”，它由多个政治教派“部落”聚集在一起，每个部落都拥有各个部委和行政部门的“一块”，并能够阻碍良好的运作整体而言，如果它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政治改革经常被提出来作为解除这种局面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改革只能朝两个方向发展：要么通过集权以挫败宗派离心力，要么通过地方决策程序，这将导致权力下放（无论形式如何），并在赋予权力的同时限制争议点。社区本身。

然而，一个集中的系统-这或多或少是专制-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外部保证人（区域和国际行为体都陷入相互竞争），以及黎巴嫩的“仲裁者”，即，一个。承担地方领导权的宗教团体：试图扮演这一角色的基督徒在 1975 年战争爆发时失去了它；逊尼派曾在 1990 年之后试图这样做，但在 2005 年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后，自 2011 年反对巴沙尔·阿萨德 (Bashar al-Assad) 政权的反对派在该国的逊尼派被迫大规模流亡。

最后，试图在 2008 年多哈协议签署后接受挑战的什叶派现在正遭受经济危机的严重失败，安全崩溃加剧了经济危机（在 2020 年 8 月 4 日贝鲁特港口爆炸和 10 月14 次在 Tayyouneh 发生枪战）。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的“法国倡议”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些组成部分（包括真主党）承认他们无法在这个框架之外继续进行之外，所有黎巴嫩组成部分都支持它？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队（及其外部赞助商）已授予法国独家空白支票。但它清楚地突显了黎巴嫩中央当局的软弱和无力实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