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封闭使得“保护门”成了“隔离门”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创业者的危与机

　　复工4个多月，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博士生刘志哲仍能强烈地感受到疫情给自己的创业项目带来的“冲击波”。

　　他入驻校内创业基地已有4年，瞄准文化陶瓷产业。按照校园疫情防控管理，公司的大门封锁超过半年，员工只得采取线上办公。客户无法实地查看样品，许多合作被迫暂停；团队年前签下的洪山区中小学生周末陶瓷研学项目，也因中小学尚未复学而搁浅。

　　几个月来，这家尚在校园里孵化的企业面临“生死难关”，营业收入减少了50多万元，团队有5人陆续离开。刘志哲一边抓紧寻找新的业务，一边祈祷：“如果熬到全面复课，公司业务就能够快速恢复起来。”

　　在武汉这座拥有百万名在校大学生的科教大市，频频崛起的大学生创业新秀曾搅动江城双创一池春水。伴随疫情风暴过后，高校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管理，师生返校，教学工作恢复正常秩序，但在校园创业孵化基地里，大量刚刚“破壳而出”的学生创业公司依然在面对疫情留下的“危与机”。

　　校园创业“保护门”成“隔离门”

　　位于华中师范大学创业园的木子岚工作室，创始人黄子豪在2月底就听到了“危险”的信号。

　　这家校园在孵企业，从事高品质动漫和游戏制作，拥有40多名全职员工，年盈收超过400万元。疫情暴发不久，基地指导老师就提醒他和基地里的其他创业者：“校园疫情防控有特殊性，短期内可能无法恢复办公，要及早另作打算。”

　　2月底，家住华师校内的黄子豪就四处打听合适的校外办公场所。4月初线下复工后，他带领团队辗转到一个朋友闲置的商铺里过渡，但办公设备大都放在校内，他只好花几万元重新购置应急。

　　在焦灼中度过一个月后，眼见创业园开放无望，这位90后创业者下决心租下一层350平方米的写字楼，“蚂蚁搬家”似的，用电瓶车将公司从校内搬了出来。

　　“以前在校内是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租金有奖补政策可以申请，多了一层保护门。但现在算上租金、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相比于校内，公司每年要多出20万元的租房成本。”

　　疫情发生以来，高校疫情防控管理的特殊性，使得大多数建在校内的创业基地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办公场地短期内无法恢复入驻，给早期在象牙塔内保护性孵化阶段的创业者增加了租金压力，也加剧了团队人员的流失。

　　华中农业大学创业者钱君也遇到了类似的难题。

　　这位24岁的园艺专业在校研究生，两年前筹划创立了一家专注于有机肥研发生产的公司，申请了20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有8名全职员工，还在红安县建立了工厂。“疫情期间正值春耕肥料使用旺季，交通阻隔导致4000吨的订单发不出去，公司损失达200万元”。

　　学校创业园区封闭，团队无法入驻办公。5月创业园区租房合同到期，他申请搬了出来，重新在南湖附近租了新办公室，“以前员工吃住都可以在校内，房租也比较便宜。现在每个月要多花两万多元”。

　　不同于黄子豪和钱君在无奈之下的果断，还有些孵化于校内基地的创业团队则一直在苦等“隔离门”解封的那一刻。

　　湖北商贸学院2019届市场营销专业创业者熊争权，疫情中只得让团队采取“云办公”。但成员工作时间不稳定，团队成员之间以及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客户得不到及时回复。他创立的武汉沐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询价客户量较以往减少50%-60%，公司流失了30多个客户。

　　据黄子豪观察，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内创业基地，除了他之外还有29家学生创业企业，由于公司小、底子薄，没有多余的资金再租新办公室，都曾苦苦等待，“受疫情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有13个学生创业团队亏损额达20万元以上”。

　　据一位长期从事大学生创业辅导的高校教师分析：“武汉市有82所高等院校，如果按照每所高校仅有10家在孵创业企业计算，全省也有近千家创业公司。但截至8月中旬，校内创业基地允许创业者在做好疫情防控情况下复工的仍是少数。”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尽管创业基地受限于校园疫情防控管理而封闭，但大多数指导老师都不会将创业者的诉求“拒之门外”。

　　在某省属高校创业学院，今年上半年创业基地就办理新增入驻企业20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