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刘喜梅 郭强 林超 王颖 范世辉 周畅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全国各地随之掀起振兴乡村的热潮。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出发,行程数千公里,在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六省部分乡村采访发现,在各地乡村振兴实践中,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一个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村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但与此同时,普通农户在土地上收益较少,多依赖外出打工挣钱,农民主体地位如何体现成为难点。还有一些专业大户反映,虽然每年收入可观,但寻找接班人成难题,后代们不愿意留在农村是普遍现象。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农民和农业地位低是很重要的原因。农民不仅需要产业振兴、口袋里有钱,更需要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此外,乡村振兴必须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发力,形成城市新需求和农村新供给的有效结合,才能聚拢乡村人气,振兴乡村产业,同时满足城乡两方面发展需求。

三大体系描绘好愿景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要抓手。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乡村都在努力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走上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直接建立联系,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还重构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任。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变过去单一、低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为多元、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

在此过程中,不少乡村还避免过去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引进社会资本,“企业当主角、农民成配角”的现象,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乡村振兴。

建立绿色体系——“靠种地也可以致富”

走进江西省靖安县古楠村,绿树成荫,院落整洁,小道旁村规村约栏非常醒目。在返乡“能人”舒敏璋的带领下,2012年,古楠村将全村368亩水田、3000多亩山林统一经营,成立了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水稻、蔬菜、苗木、土猪、土鸡等生态种养,并统一注册“古楠村”品牌,多种农产品通过有机认证。

“我们田里装了摄像头、杀虫灯,种田不用农药化肥,水田里养鸭子吃虫,农闲时种上红花草制作绿肥。”古楠村村支书钟英华说,村里山还是那些山,田还是那些田,但实行生态种养后,效益却翻了好几倍。2018年,全村实现产值380万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合作社成立前的7800多元增加到1.6万元左右。

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专业种植联合社位于黄河岸边,有社员3000多户,分布在43个自然村,拥有6万多亩土地,户均二三十亩,其中1万多亩已经完成生态种植转换。联合社理事长郑冰说,联合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行土壤转换,开展桃、柿、杏等生态综合多元种植,并负责技术培训和服务,传播生态种植理念,以及统一进行农产品销售等。“我们这里没有大规模流转土地,也没有引进社会资本,但我们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产品品质更好,卖上好价钱。过去,很多人不相信农民靠种地也可以致富,但我们证明了,靠种地完全可以实现更高的收入。”

在靖安县古楠村,全村52户村民在把土地集中经营的同时,还以舒敏璋出资50万元算一股、一户五保户不出资算一股、其他每户出资1万元算一股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年底根据效益进行分红。钟英华说,2018年,合作社纯利润超过70万元,每股分红约在4200元左右。在古楠村的生态稻田里,记者遇到了正抱着一大堆草料晾晒的村民苏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除分红外,每个月在合作社打工还可拿到2900元的工资,加上妻子也在附近打点零工,家里收入和过去在外打工差不多。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胡跃高看来,随着现代种业和种植技术的发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既能确保农产品供给,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品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又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同时,与大资本主导的模式相比,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虽然起步阶段见效较慢,但内生动力更足,更契合乡村振兴的目标。

打造信任体系——破解“买卖两愁”难题

“各位巢友大家好!我村有一人说,他家有几斤鲜鸭蛋是最近下的,如有需要请在微信里告知,每斤18元。”“我来5斤!”“我要5斤!”……

打开河北易县桑岗村巢市利民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新全的手机,只见一个有360多人、名为“巢状市场”的微信群中,不时会弹出这样买卖农产品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