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大西洋》 黄蓓佳 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野蜂飞舞》插图 黄蓓佳 著/朱成梁 绘

阅读：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我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字迷。在渴望读书又无书可读的年代里，邻居家糊墙壁的报纸都能够让我独自面壁快乐许久。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几百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

相比现在的孩子，我们那时候看书自然谈不上选择更谈不上系统，逮着一本，便如获至宝，埋头便看，看完拉倒。“春雨润物细无声”，这话极有道理。看得多了，自然潜移默化，连个性都变得敏感忧郁，多愁善感，身上的文学细胞也就渐渐多了起来。童年和少年时代看过的那些小说，书名不记得了，情节不记得了，人物姓名也不记得了，却记住了那种情趣，那缕心绪，那股气氛。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再塑了一个我，影响了我的审美心理和文学气质。

1978年，我进入北大。第一次踏着红地毯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在浩瀚的书海面前感到一种升华，是生命的升华。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渴望读书而不得，如今冷不丁有几百万册书在面前堆积如山，一瞬间如同身在梦中。那时候，只有在星期三下午，凭文科学生阅览证才能进入外国文学阅读室，且每次放进去的人数有限。于是，每个星期三中午，从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对我来说就如同一场激烈的战斗。我要全神贯注，调动起全身的细胞，神经高度紧张，除了书页上黑色的铅字之外，眼睛绝不看其他地方一点点。在那段时间我锻炼出了看书一目十行的本领。

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直到现在，日常生活中占据我时间最多的事仍旧是阅读。虽然今天的时代跟过去大大的不同，但是我相信人类的灵魂没有改变很多，人们在优美的文字和崇高的心灵面前依然会感觉战觫，有一种惊颤和五体投地的崇拜。从前感动过我们的作品，今天还会感动更多年轻的读者。希望我的读者们在一生中也能留下一些有关读书的温馨记忆，将来在年老的时候，回味曾经读过的那些文字，会承认这世上有一种美好是可以永存的。

写作：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

我父亲年轻时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至于水平怎么样，我不好枉自评说，因为我几乎没看过他发表的作品。但父亲的文学情结却始终深植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繁茂成一棵大树。到我长至十七八岁时，中年的父亲知道自己圆梦无望，遂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卸到我的肩上，望女成凤地期盼我在文学上有点出息。我的第一篇习作其实是一篇作文，父亲指导我如何在作文的基础上增加虚构的成分，使之发展成一篇小说。机缘巧合，我的这篇又像作文又像小说的东西，出人意料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朝霞》丛刊创刊号上发表。拿到出版社挂号寄来的杂志，我几乎不敢相信。父亲欣喜若狂，我估计他比发表自己的作品还要开心十倍。父亲勤快地督促我再接再厉创作第二篇作品。小说很快又在省报发表，占据了副刊整整一个版面。

而我创作儿童文学，则是从1978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开始。那一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尝试着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写了封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那时候我年轻，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弄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