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街上的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从每个人行走的脚步就可以看出，大家都在为过好这个壬寅虎年而准备着，并且默默地潜心琢磨着还有什么落下的或是被忽略的细节。小城巴彦浩特逐渐显现出它应有的繁华——街道上除了车水马龙，还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红红的中国结和红红的大红灯笼；超市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会满载而归，似乎要用最美好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极不平凡的春天。

这个春节，恐怕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干扰，有许许多多出门在外的亲人、尤其是在外求学、工作的孩子们不能回家过年，失去一次与家人团圆的机会，使得浓浓的年味里分外加重了思念与牵挂的味道，让人油然而生“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觉。这也正是春节给许多家庭许多人留下的深深遗憾。也许，这就是过年吧。总会让人在心里留下些许的缺失感，总有对失去的亲人的深情思念和缅怀，对远渡重洋、出门在外的亲人们的揪心与记挂，每当此时，总让人魂牵梦萦。

所以呢，在我心里总是把“年年人不同，岁岁花依然”这句经典老歌所表达的情景作为过年的真实味道，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就会品出每一年因为相聚相守可以分享到花开四季的开心、快乐、平安、幸福与美丽，又会因为分离而感受到花落时的凄凉与悲伤。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无论春去秋来、也无论从冬到夏，鲜花总会如期盛开，阳光每一天总是绚烂的。这时候，每个人都会开心地享受过年给予我们的无限欢欣，更会敞开心扉、张开怀抱激情拥抱那份绚烂与美丽；每个人都会向美而行，把最美好的一页书写在未来。

倏忽间，我们这代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欢欢乐乐度过了五十几个春节，对“过年”的味道别有一番感受。说起“团圆”，从父母和我们这代子女的团圆，年年团圆年年相聚，到如今已是四世同堂都快二十年了，真可谓家族的兴旺发达、幸福安泰。可说起“过年”呢，那滋味就大不一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几年里，在我们牙牙学语、蹒跚起步的岁月里，对过年是没有任何直觉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的春节恐怕是只要有父母的一碗粥吃，就定会有我们兄弟姊妹的一口汤喝，日子再怎么艰难，父母都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孩子，尽管孩子们三五成群或十来八个的极为普遍，但父母都会竭尽所能把我们的命给“度”过来，那是一种生的快乐。七十年代起，作为欢乐童年、懵懂少年的我们逐渐地成长为“过年”这个舞台上的主力军，几乎是天天盼过年、月月盼过年、年年盼过年，什么时候都想着“咋还不过年呢？”那时候，盼着过年盼什么呢？盼的是要穿新衣服了，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年代里，能穿上一件像样的衣服是多么令人羡慕啊！别说新衣服了，就是能有一件不打补丁的衣服和一条完好无损的裤子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那些年，父母能养活我们、供我们上学念书已是很了不起的事儿了，已经足够“伟大”了。所以只有在过年时才能从头到脚换身新的，但那也不是年年能换得起的，只能三年五年一换，新的衣服鞋帽今年穿了，过完大年就由母亲给收拾妥帖保存起来，来年再穿，等过个两三年孩子们长身体了，就开始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依次传递，有的根据各自身材变化稍做修改就可以传下来继续当作新的过年来穿，那时候总是这样循环往复着，否则的话，父母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到的全部工分到年底兑成工资也根本无法支撑全家过上一个“好年”。那年月，我们还盼着趁过年能阔阔地吃几顿大米饭、炒肉菜和白面手工拉面，因为那时候的日常供应都是按人头按岁数按量凭票购买的，平常吃的多以黄米粥、大米掺玉米粒煮的米饭、玉米面糊糊、黑面斜方块儿为主，大米白面就是稀罕物，平常夹杂着改善改善生活，攒下点“存粮”逢年过节大家一起“享用”；那时候，蒸煮米饭澄出来的汤子也是个香的，都会像现在的大米稀饭一样总会被一滴不剩地喝个精光，一点儿也舍不得浪费，也浪费不起呀。那年月，我们还能盼啥呢，就盼着过年了，全家团聚了，大年初一早些吃了妈煮的饺子，然后穿上妈给“发下来”的新衣裳就出去约上小伙伴们挨家挨户给左邻右舍的大爹大妈叔叔婶子们拜年去了；出门前父母总会安顿一声，把周围的小伙伴小同学们都“挂磨上”（方言）一起去，意思是转一圈儿把小朋友们都喊上别落下；于是我们的队伍越“转”越大，赶“拜”到最后一家时一般在八九个左右，基本上一个上午就转回来了。之后就是各自清点“战果”，把拜年“拜”回来的红枣、蜜枣、沙枣、柿饼子、葵花籽、花生米、水果糖、饼干等等好吃的东西都分门别类，然后用几块手绢或找几张旧报纸分别包好放在一个自己觉得最安全的、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地方慢慢地、一点点地品咂。那时候总是把好的放在最后吃，比如一颗水果糖吧，也许会小心翼翼地剥开外包的蜡纸皮儿，用舌头舔一舔再轻轻地包起来，或装在兜里、或放在原处，下次“吃”的时候再打开，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舍得“吃”完一颗糖。——那个甜哪，每一口都是甜在心里去的。